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将百年卜辞文学研究放在整个甲骨学和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百年卜辞文学研究存在着两个不相称：一是卜辞文学研究成果与甲骨学中的语言文字学、历史文化学研究成果不相称，前者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不及后者。
对卜辞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不是已经研究得太多，而是研究得太少。二是卜辞在殷商文学中的实际重要地位与百年卜辞文学研究状况不相称。殷商处在中国文学发轫阶段，而卜辞在殷商文学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现存殷商文献有甲骨文、金文、《尚书·商书》和《诗经·商颂》，其中金文尚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商颂》的文献真实性还有较大争议，传世《商书》仅有五篇，某些篇章的文献真实性也存在疑问。千讯咨询发布的《中国艺术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殷商甲骨文不仅在文献艺术真实性上无可争议，而且数量特别巨大。
甲骨文献字数达到一百五十万之多。这样一份真实无误、数量巨大的殷商文献，其重要性在殷商文学中无出其右。显然，百年卜辞研究状况未能反映出卜辞文学该有的重要地位，尚需学者们为此作出更多的努力。运用什么样的文学理论来研究卜辞文学，是值得反思的又一个问题。有深度的学术研究当然离不开理论，但是切忌生搬硬套某种理论模式。例如，如果套用文学的形象、情感、想象理论来研究卜辞文学，难免有些水土不服。
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卜辞是用于占卜的文献，它与后世典型的文学作品还有一段距离，绝大多数卜辞谈不上有多少艺术形象，即使卜辞间或有一点情感和想象因素的参与，也不能将其视为卜辞主要的文学成就；二是卜辞是中国文学起步阶段的作品，不能拿后世充分发展了的文学标准去要求它。与其套用一个不太贴切的理论模式，还不如回归“中国文学本位”（方铭《西学东渐与坚持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兼论如何编写中国古代文学史》，《山西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