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讯咨询发布的中国出版市场发展研究及投资前景报告显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之一，在其1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积极面对各类机遇与挑战，做好文化整理，探索出版创新，承担社会责任，用百年耕耘擦亮金字招牌。精选33个经典外交案例、反复研讨修改、采用讲故事的形式……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一书，引发诸多学界专家关注。“这本书，对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具有借鉴意义”“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1897年创办于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战火，后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为口号立志复兴；120多年的商务印书馆，历经跌宕起伏，它所编著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辞源》《新华字典》等一大批精品佳作为人们所熟知。作为“工具书王国”与“学术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与历史发展同频共振
做书的依循，就是国家之需、民族之需、时代之需
上世纪80年代，于殿利在大学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介绍外国学术成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大学毕业后，他如愿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名编辑。谈起近30年的工作经历，现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他感慨道：“虽有艰苦，甘之若饴。”
2009年，商务印书馆计划再出版一套系统梳理近代以来中国人学术与思想成果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这两年，商务印书馆又着手策划出版了一套“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体现中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果。“一代有一代之学问，商务印书馆的学术出版，也应该与历史发展‘同频共振’。”
和历史“共振”，《辞源》就是一例。面对外来侵略，1915年，《辞源》第一版出版。蔡元培评价说，《辞源》的出版是“保种”行为——保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留住文化的根。
参与《辞源》第二版编纂的许振生，已年逾七旬。他告诉记者：“我的老师吴泽炎先生，一辈子投身于《辞源》，手写卡片40万张；编辑们每天在五个图书库里来回穿梭，一天能走几里路。”在他看来，参与《辞源》编纂工作的一代代编辑，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文化之根”。
几年前，《辞源》第三版修订启动，商务印书馆在馆外先后聘请了何九盈、王宁、董琨3位主编，22位分主编，127位专家组成修订队伍；调集馆内精兵强将，组成老、中、青三代20人的编辑团队；正式出版前，又延请108位各界专家学者审读校样，以确保万无一失……
商务印书馆初创时发行过一种读书票：右边二字是“读书”，左边二字是“救国”。从一开始，商务印书馆就不单单是一家“书商”。“做书的依循，就是国家之需、民族之需、时代之需；做书的目的，就是用思想推动社会进步。”
直面新媒体挑战
实施“纸电同步”策略，把图书出版变成知识服务平台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社一样，也面临着数字阅读和网络购书的新情况。商务印书馆实施“纸电同步”的出版策略。比如，2017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官方出版的正版新华字典APP，正式登陆苹果手机应用商店，完整收录了《新华字典》第11版纸质书内容，并提供数字版、纸版对照。
真正体现全媒体出版魅力的，是把同样类型的图书集合起来建成数据库。“这本质上就是把图书出版变成一个知识服务平台，让所有对知识有兴趣的人都能快捷地获取所需的知识。”当年，商务印书馆要办书店，有人说“赔钱”“不划算”；于殿利还是坚持了下来。如今，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涵芬楼书店已发展成与三联韬奋书店毗邻的文化地标；近年来，商务印书馆还致力于在各地建立乡村阅读中心，培训乡村教师，在祖国大地上播撒知识的火种。
用书籍讲好中国故事
寻找自身发力点，做好文化传承与出版创新120多年，商务印书馆筚路蓝缕，一路走来。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看来，如何用图书讲好中国故事，在当下应该有新的答案。回国之后，他开始组织力量翻译、出版这一领域的图书。“要把中国客观、全面地告诉全世界，这可不是件容易事。”“国家治理丛书”的出版规划出来以后，中文版还没来得及推出，外国几家大的出版社就主动找上门来，表达了翻译出版的意向。
近年来，传统文化出版是热点，但商务印书馆并未盲目跟风，而是坚持寻找自身的发力点——在乡土文化中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在《晋商史料集成》一书中，集纳了历史上各种私人收藏的原始商业票据，有专家评价说，该书将改变我国学界对晋商研究的格局。
有人会问，这样的书有市场吗？“散落在民间的中华优秀文化太多了，如果没有人整理，就会被时间湮没，难以成为能被后人利用的知识。现在我们做了整理，后人就会拥有基本的研究文献。这种文化整理与传承，在我看来，影响的将是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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