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讯咨询发布的中国出版市场发展研究及投资前景报告显示，前不久，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在上海共同主办了一场以“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讨会，直指当下国内学术出版“走出去”面临的困境。有学者坦言，为中文学术著作找到一位好翻译，需要碰运气；也有学者说，自己的心血之作找不到好翻译宁可不出。目前，国内出版社多以招标方式为学术著作找译者，但这一肩负“摆渡人”重任的角色，往往对原著知之甚少，有的出版社仓促上马，翻译成为流水线作业，译作谬误百出、翻译水准低下，致使原本高水平的著作翻译出版后鲜有人问津。
什么书值得译介？什么样的译者才是好译者？当代中国学术如何真正“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实现有效传播？
1、选准书——译介是为了更好地对话
“好的作者是学术出版社的灵魂和生命。”中国的学术思想能够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学术交流，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然而，什么书是值得翻译的书？哪些书适合“走出去”？如何选择确实是难题：“国外图书馆中收存的关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书籍，很多并非高水准的学术书籍，读来味同嚼蜡，而很多好的学术书又没有能翻译介绍出去。”
经典性、思想性、对话性——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提出了三点标准。前两点毋庸赘言，具有强烈的引领性和思想史意义的学术著作，应当重视其译介。关于对话性，陈引驰如是描述：“学术著作不是‘独语’，而是有对话性的，翻译以后是更大范围的对话，很大程度上也是学术评价的一种方式。对话不仅仅是在中文语境当中，在不同的学术、文化传统当中，也有对话性。”
“现在翻译成外文的书不少，但是真正的好书并不多。”在葛兆光看来，值得翻译的书，未必一定是非常精深的学术著作，还是要看中国以外的人们需要什么书。他认为有三种书应当翻译成外文：一种是有中国特色、风格和问题意识的书；一种是类似于教科书或普及读物的作品，适合更广大的阅读者；还有一种是年轻学者的书。“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做得不错，他们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但是缺少很好的学术机会。”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错位感”——我们想推的，可能国外的学者不一定需要，而国外学者特别需要的，我们又推不出去。在他看来，要选准书一定要有“话题”意识，就是真正找到一种中国和中国以外读者共同有兴趣的话题，找到中外读者的契合点。
“过去我们常常只考虑‘推出去’，现在还要考虑接受对象。除了找到共同的话题，还要考虑找到相近的思想方法、学术方法。”
2、找对人——翻译是一次艰苦的再创造
“所有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实际上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再次创造的一个过程。”中国的学术成果如果没有很好的翻译，能够起到的作用很有限。“当年沈从文访问美国引起旋风，有的读者从东海岸跟到西海岸。其实沈从文的好多回答都是傅汉思翻译的，听众听得如痴如醉。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的确，具有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的文字，要在另一种语言当中完美呈现，对译者的要求是全面而严谨的。思想和精神的转译、学术观点的传达，尤为不易，更需要准确乃至精确表达本意。
2005年，博睿学术出版社推出“当代中国研究出版计划”，策划“博睿中国人文书丛”和“思想，历史和近代中国”两大书系，布局翻译出版中国学者的重要学术著作。2008年签下《中国思想史》英文版的出版。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出版品质，同行评审、质量监督贯穿译介过程。其间，葛兆光与两位译者反复沟通，有的章节反复讨论40多个回合。《中国思想史》中文本有1300页，为了适应英文读者，做了大量的删减，最终删至660页。历经八年打磨，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中国思想史》不仅上架欧美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和重要图书馆，还被美国Choice杂志评为2014年度最优秀学术图书奖，赢得了海外口碑。
“一大批杰出的中国学者有着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但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这个偏见必须要改变。其实从大的角度来看，西方思想呈现越来越同质化的现象，而中国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带去学术的‘负熵’。”有了一定的传播效果，中国学术才能真正在国际学界占据一席之地。
3、走得远——精加工才能有生命力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记得，自己曾拒绝了一家国内出版社的外译申请项目。“当时我得知，他们是采取招标方式选译者，在没有做功课的情况下，译者的学术素养、对著作的了解程度都难以得到保证。”他选择“宁肯不出”，并直言如果没有专业的操作、不能按照海外学术著作的规范流程来规划出版以及后续落地，译本的内容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陈引驰讲起自己两次不愉快的外译评审经历。一方面是从选书来讲，有些是“贩卖型”的学术，里面引证丰富，但是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质地，缺乏对话性或者原创性，这样的书翻译出去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是翻译的质量问题非常严重，单看注释的翻译是不是“对头”就能看出来。因而，需要非常审慎地选择，选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合格的翻译者。
“扩大中国故事影响力”的需要和“显示学术水平”的需要应该分开来，“学术水平高，不等于发行量大，应当有所区别，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才能把经费花对地方，让作者和译者的精力放在真正需要的地方。而最合适译介的，不一定是作者自己认为学术水平最高的著作，针对不同的需求，要做不同的翻译工作。”
学术出版“走出去”，要真正走得远，还需要以读者便于、乐于接受的方式，需要大众普及层面的考量。刘跃进提醒注意中西方交流中的语言问题，“过去我们的学术著作，只谈学术，只在学术圈里面做工作。不少学者的著作味同嚼蜡，只是给自己看，别人根本不看，最多就是自己的学生看。如果学术做到这种地步，恐怕生命力也不长。把艰深的内容，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字表达出来，这并非易事。学者做深很容易，‘深入浅出’不容易，做一做、写一写就知道了。”
“精加工”贴近目标读者，才能真正提升“国际能见度”。出版界和学界要摸清目标读者的图书市场、阅读习惯，乃至海外学术出版规范，才能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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