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
据《中国图书商报》统计，2008年中国出版行业数字出版利润高达362亿，目前我国网民超过2.53亿，数字图书馆的用户已经超过1000家，成熟和完善的数字化阅读习惯与形态已经初步形成。与此同时，新闻出版总署正通过各项措施来进一步推进数字出版的发展，加快传统产业的战略转型。可以预见，数字出版将成为中国出版行业的主流。基于广阔的市场前景，中外出版商将在数字出版领域有着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2009年面对金融危机，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
海外数字出版“东移”步伐加快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出版行业遭受重创，开始将重心东移。2008年9月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包括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美国书展在内的全球顶尖几大书展都来到中国，向中国及亚洲出版人伸出橄榄枝。《纽约时报》撰文说，“这里（中国）是最大的图书市场。”中国市场受到了空前的关注。
借助高速快捷的互联网，海外数字出版的“东移”步伐显得更为坚定。全球教育出版的三大巨头——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和培生教育出版集团，都已经在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数字资源出版体系，在版权贸易中取得了可观的利润。
海外市场尤其是欧美出版市场凭借其完善的出版形态和强大的出版实力，已经在中国市场先声夺人掘到了第一桶金。这对刚刚崭露头角的中国数字出版业来说，是一个空前的挑战。
数字化出版的海外之旅步履维艰
在数字化出版的发展问题上，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了数字化时代版权产业的发展，在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推进中国数字化产业的立体发展上赢得了一定的主动权。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在这一领域实现了有代表性的突破。据该社海外拓展部的谭昊介绍，从2007年起，北语社针对国内出版市场的发展趋势和国际市场的综合情况，对版权输出策略进行调整，在坚持传统版权输出的同时，将版权输出的重点转移到数字版权上。2008年北语社输出的46种版权主要是辞书的数字版权，其中《汉英双解词典》、《部首三字经》、《汉语8000词词典》以数字版权形式（主要用于电脑软件、掌上学习机、手机的使用）分别卖给德国和俄罗斯。版权输出向立体化方向发展，会使汉语和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受众面更广，影响力更大。对于中国本土的数字化出版来说，北语社的成功无疑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尽管国内部分出版商已经将数字化出版的定位投向或瞄准了国际市场，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国际上出版业发达的国家和出版商相比，中国数字化出版的海外之旅还是显得步履维艰。这与中国数字化出版尚处于不完善状态的发展现状有关，同时与中国出版业的海外战略眼光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下许多出版社在进行图书选题策划时，只将目光对准中国市场和中国的读者，对于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的海外市场却无心顾及。在第14届北京国际图书展览会上，与中国有12年版权贸易往来的英国DK公司的版权经理Caroline Purslow说，他们的版权交易可以达到50至100个，其中没有中国图书。中国出版商可能只注意中国读者的口味，不容易摸清国外读者的口味，因此他们目前不太引进中国图书版权。
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在本质上得到改善，中国的数字化出版将会面临起步之初就失去海外市场竞争力的潜在威胁。在数字化出版的版权交易中，中国出版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数字化时代的版权保卫战
对中国出版业来说，数字化时代海外版权贸易的发展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海外版权利益的维护。2009年伊始，新闻出版总署版权管理司司长王自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就提到，今年版权管理司将全面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同时进一步推进以版权法律、版权的国际应对为内容的六大工作体系建立。海外版权利益的维护成为2009年版权产业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2008年12月召开的北京国际版权论坛上，英国创意艺术家联合会执行主席约翰·埃尔森博士带来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数字化时代的版权保护”。埃尔森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版权保护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出版材料可以通过手机上传和下载，甚至不需要网站，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保护作家和作曲家的版权利益。他认为我们需要一种行为规范，就是把版权的保护作为个体的一种行为规范，而不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
这只是问题的解决途径之一。在应对越来越细化与复杂化的海外版权贸易问题上，中国本土的出版人还是更加关注相关国际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中国社会出版社发行部主任秦艳认为，只靠道德的约束来解决海外版权问题势必会造成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依托公正透明的法律条款来处理海外数字版权贸易纠纷，维护中国数字出版业的知识产权，对中国数字出版业来说更具现实性。与此相关，秦艳还提出，在数字化出版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主流之际，中国出版业对于专业的数字出版人才、数字版权人也有着迫切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