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下行之时，一些中小企业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种不平等的非中性竞争环境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有机制体制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的银政关系、银企关系，天生导致金融资源偏向于政府和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目前中央所作出的一系列部署，能够在今年得到有效缓解。关于资金的可获得性和资金成本，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勾画好蓝图，强调相关政策措施，肯定会起到效果。
据千讯咨询发布的的《中国金融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真正落实扶持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民企十八条”，真正做到实施竞争中性原则，消除因为所有制因素导致的融资偏向性的流向格局；，借鉴西方一些做法，解决中小企业外源性融资时遇到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通过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助力中小企业融资，建立中小企业征信体系。根据供货链、价值链等信息提高融资信息的获得性，解决融资中信息不对称和抵押品缺失的问题。这两点我国目前都在做，而且已经做得不错；中小企业一定要在这一轮大调整大波动中，建立正确的财务管理方法和战略。很多企业资金出现问题，不是简单因为融资难，而在于过度扩展，内部治理结构严重缺失，同时战略存在严重问题。
我们不可能永远解决中小企业外源性融资难问题。毫无疑问，中小企业大部分要以内源性融资为主体；第二，我们采取的很多举措并不是常态化举措，不可能起到一劳永逸的效应。此外，举措要产生效益也需要一定的过程。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导致过度举债和隐性举债。目前我们要做的，一是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要求债务暴露，不能隐性化；二是对债务进行追责考核，建立一整套新的约束体系。
目前中国的政府债务率跟其他国家比，并不算很高。而且，在经济发展相对趋缓时，通过政府举债拉动整个市场主体的投资和消费，从而使得宏观经济出现良性循环，在理论和实践上证明有效。所以不能简单因为债务问题，就进行过度控制。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今年的宏观债务率从以往要求的“下降”变成了“相对稳定”。与此同时，在中央和地方财权分配上，开始大幅度向地方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