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政策朝着一个方向着力，无论是趋于积极还是趋于收紧，形成合力之后可能会出现1+1大于2的结果。这就需要金融政策调整的力度合理可控，并能够适调微调，避免矫枉过正。但要做到这一点往往是很难的，因为政策转变传导到经济运行有明显的时滞效应。
刚过去的2018年可以给我们案例性的启示。在并没有出现经济过热的情况下，为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所有政策收缩偏紧，据千讯咨询发布的的《中国金融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金融政策收紧、去杠杆见效、强监管落地、财政赤字率调低、财政资金排查、地方债务管控、PPP项目全面清查、环保力度加大等形成叠加效应，加重了经济下行压力。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基建投资大幅下滑，从20%的快速增长跌到个位数增长，包含电力能源的基建投资甚至负增长，各项政策的叠加效应显现得非常明显。
当前，政策调控首要目标从防风险转为稳增长，各项政策逐渐趋于积极，正是对去年收紧结果的一种纠偏。由于时滞效应，在宏观政策转变过程中，需要避免纠偏过度。这就要加强不同政策之间的统筹协调，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产业政策协调配合，不同政策要发挥各自的积极效果，最终形成良好合力。不同政策要根据各自的特点而有所侧重，不能让每一个政策工具都面面俱到，避免政策相互交错放大叠加效应。
财政政策要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不能全面刺激经济增长，不是财权越大越好。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并不是要扩大财权和支出规模，大水漫灌的刺激计划需要避免，如果过度使用财政力量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带来产能过剩。应该适度削减财权，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为减税腾出空间。这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为企业和个人减负。
具体来看，2018年财政支出中很多项目的支出额都很大，例如，农林水事务支出达到20786亿元，教育支出达到32222亿元。巨额的财政资金并没有获得对应的成果，效果不佳的部分可以削减，节省财政资金用于稳增长和结构转型升级。重点支持补短板薄弱领域和经济转型发展领域，着重在脱贫攻坚、农业农村、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短板，以及基础研究、科技研发、消费升级等重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