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席卷全球新兴市场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汇率一度面临较大贬值压力。但随着危机逐渐平息，加之美联储为应对IT破灭和“9·11”袭击事件连续降息，2001年底以后国际资本重新回流中国，人民币汇率重现升值压力。2002年底起，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国际场合联合施压人民币汇率重估。这在中国引燃了新广场协议的讨论。为此，2005年“7·21”汇改，一次性升值2.1%之后，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官方对外宣传中特别强调了主动、渐进、可控的改革“三性”原则。
“7·21”汇改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不跌反升，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加。引入了“汇率根本性失调”的概念和“大规模、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或盈余”等指标，更加突出对成员国汇率政策的监督。千讯咨询发布的《中国人民币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在联合施压人民币汇率重估的国际合奏曲中，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创下增加5097亿美元的纪录，2014年初人民币汇率交易价逼近6比1。在单边升值预期下，中国外汇市场已呈现汇率超调的特征。
2014年“3·17”汇改，将人民币汇率日波幅由±1%扩大到±2%后，人民币汇率转为双向波动，市场预期分化。当年下半年，由于国内经济下行、外部美元升值，中国资本外流压力加大，外汇供求小幅逆差，外汇储备持续减少。面对这种情形，中国一方面强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基本稳定，另一方面逐步解决贬值压力下汇率有管理浮动遇到的挑战。首先，于2016年初披露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这解决了汇率政策的透明度问题。当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一路下跌没有再度引发“股汇双杀”，因为大家理解人民币弱是源于国际上美元太强。
接着，于2017年5月底又在报价机制中引入了“逆周期因子”，以对冲外汇市场的顺周期行为和更好反映国内经济基本面变化。结果，在境内外汇供不应求，收盘价相对中间价总体偏弱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不仅没有破7，反而升值了6%以上。这解决了汇率政策公信力问题，导致了汇率预期分化，促进了外汇供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