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储蓄要向国内投资转化，转化途径就是融资。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组成：大头是银行信贷，包括传统信贷、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等；其次是债券融资，现在债券融资包含地方政府专项债；最后还有股票融资，占整个社融比重不超过5%。所以很明显，中国融资结构是债权型融资方式为主导，随着储蓄向投资转化，债务会越来越多，所以杠杆上升有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据千讯咨询发布的的《中国金融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从国民金融经济核算来看，国内储蓄有两个用途，一个是转化为国内投资，另一个是借给外国人，借给别人表现为经常账户的顺差。但在次贷危机之后，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显著收缩，外需不断走弱。由于美国加杠杆，我们需要国内储蓄更多地转化为国内投资。所以次贷危机之后，中国非金融部门总债务占GDP比重增速加快，更多的储蓄需要在国内吸收消化掉，债务自然上升得更多更快。
现在中国非金融部门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大概在250%，比新兴市场国家均值高一点，仍低于发达国家的均值。从跨国债务比较来看，中国的债务处于全球各个国家的中游水平。更重要的是，评估中国债务规模的合理性，必须考虑到中国高储蓄率的情况。
削减债务的根本措施就是增加消费——中国债务产生的核心原因是储蓄多，而储蓄是收入减去消费，如果消费增加，储蓄就减少，杠杆率也会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人均收入水平快速地上升，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明显地下降，到现在为止，已经低于全球均值近两个标准差。消费低，储蓄自然就高，所以要真正降低债务，最根本的办法是推进转型，让消费多起来。
但是，要增加居民消费，前提是增加居民收入，在不增加居民收入的前提下想增加居民消费，就只能让居民加杠杆。从理论上讲，增加居民收入很简单，把更多收入导向居民部门，也就是还富于民，例如大规模减税，让利于民；让能够产生收入的资本更多地到居民手里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收入分配制度很难在短期内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这就导致居民消费很难扩大，储蓄占GDP比重仍然会处于高位，债务累计就有它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