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P概念和分析原理与对中国金融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理解直接相关。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首先是由于GFP结构的显著变化。2009年，由我担任负责人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开展了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其成果载于《陷阱与高墙：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真实挑战》一书。这项研究形成的分析框架，贯穿于以后多年的宏观经济研究工作之中，相关研究成果收集于连续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十年增长》和《从反危机到新常态》等专著。
在当时的研究中，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这样一个现象：二战以后，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历了长达20～30年高速增长，当人均收入到达11000国际元（麦迪森PPP方法，1990国际元计算）时，无一例外地下了一个很大台阶，据千讯咨询发布的的《中国金融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金融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这样一个转变，日本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韩国出现于90年代中后期，中国台湾出现于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而中国的经济模式与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比较接近，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如何，是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2010年的研究成果中，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出的规律，我们采用三种不尽相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预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2015年前后很有可能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那么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性在“十二五”末期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基本判断。
总的来说，我国现有发展方式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时期看起来是有效的，某些方面还有独特优势。增长速度下台阶所伴随的大幅度结构变动，表明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生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我国经济将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收益，掩盖了为数不少的低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