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国，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大、内需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关键是要深化国内关键领域的改革，维护消费者、投资者的信心，才能避免外部冲击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去杠杆应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入手，硬化预算约束，从而推动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推动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
要下决心推动财税体制改革。我国高杠杆风险的根源在于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无论是政府本身的隐性债务，还是高杠杆的国有企业，以及近年来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据千讯咨询发布的的《中国金融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金融财税体制的缺陷是重要原因。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地方政府融资“正门未开、后门难堵”。
省级政府代市、县政府发债，中央审批额度，举债、支出权责不对等，催生中央财政兜底幻觉，导致“刚性兑付”和道德风险。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实践看，无论是之前平台大量替政府负债，还是近年来平台债务置换为政府债务之后，各类隐性债务仍大量泛滥，包括近期在最严厉的23号文后，我们调研发现，一些地方仍有不少新的改头换面的隐性债务冒头。
这些事实都一再证明，央地财税关系不理顺，地方收支缺口过大，特别是没有稳定的税收来源，单靠简单厘清政府和企业债务边界，单靠行政手段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结果必然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差别只是债务在形式上从政府转到了企业、由财政转到了金融，表面上政府杠杆率下来一些，实质上整体债务风险反而更为严重。
如何理顺央地财政关系的目标，十九大报告说得很清楚，就是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权责清晰并不容易做到，区域均衡主要靠转移支付，财力协调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要靠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和发债体制。其中的关键改革，就是要设法将一部分土地出让金用房产税来替代。房产税要搞起来，关键是两点，一是在改革路径上应当试点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