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要求我们对标更高的标准，推动更全面、更深入的开放新格局。对标全球最高水准的自由贸易港，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两个重要的参照标准。部分城市港口的吞吐量、基础设施并不比它们差。但在管理能力、管理体制、效率和国际化服务上，还是有所差距。
但是，这两个地域作为自由港，实现了很多政府行政职能的让渡和弱化。在这方面，我们可能与之有所差异。一线放开、二线监管，至少需要备案，这是基本条件。监管不能完全放开，但政府授权的自由度可能进一步放宽。今年上半年公布的《全面深化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也提出，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实施更高标准的“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贸易监管制度。
有些自贸试验区本身就拥有港口和保税港，比如上海自贸试验区拥有洋山港，据千讯咨询发布的《中国贸易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拥有天津港保税区，辽宁自贸试验区拥有大窑湾保税港区。未来会不会专门另设自由贸易港，还有待观察。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不仅仅需要从物理层面考虑如何去建，而是要将其作为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一个“支点”。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在局部地区率先扩大开放，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方面赋予更加开放的先行先试措施，有助于为全国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进行压力测试，为经济长远发展再造一个“开放红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