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已建立起规模很大的国家政策性金融体系，但因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所处发展阶段不同、需求差异巨大，开展地方政策性金融业务是贯彻地方发展政策、弥补国家政策性金融融资不足的现实需要。理论上，可以从“市场失灵”与“金融抑制”推导出地方发展政策金融的动机。“市场失灵”的解释：投资者按经济人假设选择财务收益高的项目、放弃财务收益低但社会效益高的项目，会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社会合理性不足，造成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为缩小地区差距，地方政府有动力通过地方政策性金融活动筹集更多发展资金。
据千讯咨询发布的的《中国金融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金融抑制”的解释：越是落后地区，金融发展滞后与政府干预金融的循环作用力量越大，发展更滞后的金融体系更会刺激地方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活动干预金融资源配置。实践中，国家政策性金融业务在政策性金融改革精神指引下，日益向准公共产品领域集中，其资金投向和资金规模已满足不了地方需求。地方政府急于借助政策性金融手段融入资金弥补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投资缺口，使地方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超出理论的准公共产品领域，向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领域扩展得较多，这种需求在落后地区尤为突出。
以贵州为例，虽然国开行与农发行为贵州提供的贷款已占到全省贷款余额的19.5%，但面对全省数万亿元的政策性资金需求，政策性资金供给还远远不够。脱贫攻坚需要大量资金。贵州仅扶贫产业与易地扶贫搬迁两项，未来5年须年均投入600多亿元，而2016年投入的中央与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仅78.68亿元，资金缺口极大。
扩大公共服务供给需要大量投资。2016年贵州仅交通、水利、环境等项目的投资就超过3000亿元，大部分公共服务项目没有投资回报，自国家规范地方平台公司和约束地方债务规模之后，政策性金融是仅剩的低成本资金来源。三是民营经济发展需要政策性金融扶持。2016年创造了贵州52%GDP的民营企业仅获得28%的银行贷款，民营企业较难被商业性金融机构接纳，必须发展地方政策性金融对民营企业进行更多扶持。以上三个方面的需求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具有很强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