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以后，三地的金融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突破性的进展，正处在一个结构性的调整阶段。这三年来，随着经济的协同发展，北京对外投资的企业在增加，但主体实现转移的目前还很有限。这主要是因为还没有发生规模性转移和结构性的变化，应该说，三地的经济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但是按照世界级城市群的要求，这个增长还仅是开始和初步。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到的首要三项任务是环境治理、交通一体化和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转移，但是转移由谁承接，怎么承接，承接后的配套政策是什么，这些问题尚未解决，影响了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转移速度。除北京非首都功能外溢和区域环境治理外，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从客观上讲，津冀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外迁是存在着博弈的。外迁的市场主体必须考虑外迁是否能保证自身的经济利益，保证其核心竞争力在提升，而不是下降。所以，尽管河北和天津都有很强烈的愿望，但是这些主体往哪儿迁、怎么迁的制度设计尚不是很清晰。
津冀承接北京产业外迁的瓶颈主要来自政策和制度方面，具体的行动措施缺乏可行性或可操作性，实现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必须把制度设计和政策体系建构起来，根据千讯咨询发布的《中国金融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金融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在这种状况下，党中央果断提出设立雄安新区，是非常有远见的，可以说破解了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瓶颈，使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真正成为可能，所以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