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并非现代金融（金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先行者或领导者，中国成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弄潮儿”，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后发优势让中国得以轻装上阵、直切行业发展最前沿。发达国家传统金融基础设施基本已经满足了私人部门及个人融资需求，难以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更新工作。中国则因为发展阶段尚在初级，大量现有金融基础设施无法满足而处于抑制状态的融资需求，为数字普惠金融“弯道超车”提供了契机。
其次，人口红利与互联网红利的结合，助推数字普惠金融的勃发。中国的人口规模带来全球经济体最大的互联网用户规模，互联网的普及将分布全国的有效创业需求汇聚成超大规模的创新之网，足以支撑单位回报相对较低的普惠金融。
十分关键的是，鼓励和包容创新的政策环境为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落地生根创造了良好的氛围。2016年1月，国务院发布《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对普惠金融政策引导和激励机制进行了顶层设计。习近平提出“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的政策创新原则，很好地落实在了政府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支持和包容性监管之中，为后者闯出一片中国规则和中国经验留足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