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近日出台《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实施方案》。方案要求，严禁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医务人员个人薪酬不得与医院的药品（药品行业发展趋势分析预测报告）、耗材、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等业务收入挂钩;规范检查管理，凡是通过费用较低的检验检查能够明确诊断的，不得诱导患者再行其他同类检查项目;严厉整治“大检查、乱检查”。在去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改变公立医院收入结构，提高业务收入中技术劳务性收入的比重。此次广东出台相关实施方案，意味着国家新一轮医改逐渐落地，有望进一步破解多年形成的“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沉疴。
“看病贵”的一个体制性诱因，是公立医院曾经的创收机制，大处方、过度检查、过度诊疗逐渐膨胀，医院、诊室、医生都成了创收机制中的直接受益者。而为大处方、过度检查、过度诊疗埋单的，则是各级财政、广大患者和所有缴纳医保的人。就此而言，广东新一轮医改严禁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严厉整治“大检查、乱检查”、采取处方负面清单管理等等，可谓牵住了问题的牛鼻子，给人以改革的美好憧憬。我们的医改一直在路上，改革能否“药到病除”值得关注。事实上，早在2014年，四川等地就出台了相关改革方案，规定严禁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严禁将医务人员收入与医院的药品、检查、治疗等收入挂钩。而在法律层面，《侵权责任法》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但这些似乎都没有根本遏制住大处方、过度检查、过度诊疗背后的“看病贵”问题。原因或许在于，堵住了医务人员的创收渠道，却没有在政策层面疏通出新的收入来源，就难免受到现实的抵制。
在破除“以药养医”的同时，虽然提高了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性收入比重，但与此前的创收绩效收入相比，医务人员的收入仍会下降。所以，严禁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并且其个人薪酬不得与医院的药品、耗材、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等业务收入挂钩，结果或许有两种：一者，政策得到严格落实，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收入较之前明显下降，会有医生跳槽至民营医院;二者，政策被医院、诊室和医生曲线或变相瓦解。这当然不是医改所希望看到的。医务人员执行的是绩效工资，所以，在不以创收指标和药品等业务收入为绩效考核维度的情况下，需要有一种新的绩效考核维度，来激励公立医院的医疗效率，并且保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鉴于此，医务人员的薪酬体系有必要重构，与矫正地方政府以GDP论英雄一样，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新的考核体系和薪酬体系，考验着政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