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以上的药品（药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在广西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一语惊人。
“10多年来，政府实施药品降价30多次，但却‘越降越高’。”从事制药工作30多年的韦飞燕坦言，药企不是不想降，而是不敢降。这里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医院的回扣是其中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广西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张福维说，药商出售药品，早已将回扣计算在药价里，药价越高，回扣越高。
“大多数药企并没有从药品差价中得利。”韦飞燕表示，以回扣促销量，搞得药企都很累，有的甚至违规拿学术会议等发票来充抵。
“药品价格在医改中最敏感、最复杂。”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集团董事长朱文臣说，药品出厂价包含约15%至20%的提成，是业内潜规则。药价虚高，是在药品流通环节中层层提高的。最终，患者从医院拿到的药价更高了。
张福维说，虽然有些地方试点医改，但始终是碎片式的，治标不治本，难以走出以药养医的怪圈。
据调查，制药企业面向全国销售，并在各省市制定销售计划，根据当地的销量来定价格。一旦有的试点价格降了，其他地方势必也要求跟着降价。朱文臣说，实际上，降价并没有使制药企业的销售量上升，反而下降了。
“医生的利益空间没有了，谁来给你开药？对于制药企业来说，销售量自然也就降下来了。”韦飞燕坦言，降下去的价格实际上就是回扣。取消了回扣，药品销售的积极性至少下降80%。韦飞燕说，不断变花样的药品招标，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制药企业担心，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没有回扣就没有销量，这就是药企打价格保卫战的真实原因。
“同一名字的药品，不同的厂家价格能差10倍，我们想知道，高价药品贵在哪里，低价药品质量水平是否达标。”张福维说，目前国家对药品、医用耗材的定价是由企业报价，物价局审批形成的。价格与成本差距大，形成高回扣，同时也给贿赂医务人员留下空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那么，药品价格由谁来定价？
“药品价格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朱文臣说，降价必须是建立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政府用行政手段强行降价走不通。
韦飞燕认为，既然放开政府定价，药品降价可以通过市场的“量价”谈判机制实现。她建议，列入国家财政支付的医保药品、耗材，由国家层面指定机构与生产厂家做“量价”谈判，实行全国统购。
对此，朱文臣表示，制药企业一定会考虑在得到总销售量的承诺才可能降价，而且是全国统筹总量采购，可分省发货配送。如果单省试点难以实现企业自愿降价。
张福维建议，改革药品定价体系，由审计和药品监督等多部门参与，实施异地审计。一是合理地核算成本，防止地方保护主义；二是逐渐减少或者取消中间环节，增加国家基本用药的基本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