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药品采购工作，远比其他国家复杂。政府集中采购的角色，难以替代。
首先，从质上来讲，药品（药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采购方承担了很大的额外压力。在美国，药品质量在生产环节被严格监管，集中采购时基本不需要考虑质量问题。中国不一样，药品质量问题没在上一环节彻底解决。医院面对全国6000多家药厂、1.3万多家批发商，甄别质量的困难很大。
其次，从量上来讲，中国大约80%—90%的药品从医院卖出。美国相反，80%的药品通过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委托的第三方管理体系，进入连锁零售药店。在中国，大部分零售药店没有合格药师，保险公司也没有发展起来，形成纯商业性的集中采购力量很困难。此外，中国药品销售量增长速度太快，医药利益链没有切断，也使情况更显复杂。
药品采购的三大要素，质量、价格、供应，均须兼顾。而中国人口众多，需求多样，且财力不强，因此很难一一满足。在当前医药不分、未能“三医”联动的情况下，药品集中采购，肩负着太多的责任。美国的医改，是要让一辆设施齐全的公共汽车，再挤上3000万人；而中国的医改，是要打造一辆大车，让14亿人都上车，药品行业还要管产油、加油等。
在复杂的局面下，中国的大医院如何实现带量采购药品，发挥团购优势，并保障供应呢？
首先，应界定谁是药品的买家。最理想情况，是保险作为买方。但目前，患者通过处方得到药品，医院是事实上的买方。同时，政府也难以摆脱买方角色，因为社保通过支付制度改革，正在同医院进行联合管理。卫生主管部门，在对医院“管办不分离”的现实下，正在尝试代表医院进行集中采购。此外，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仍未改变，难以代表公众利益，因此政府也不得不扮演买方。
其次，政府如果明确扮演买方，就应有所担当，把招标和采购工作真正合一，制定规则，督促落实。卖方没权利要求买方退出监管，也不应禁止买方讨价还价。同时，作为买方的政府和医院，也应严格遵守规则，将行政身份与市场身份严格区分开来。政府集中采购成功的关键，是“多讲买方权利，少讲行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