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网约车、出租车改革应该让百姓得到更多的红利，可现在无论是网约车还是传统出租车却越改越贵，且带来了“打车难”重现的弊端，这显然不是理想的结果，不适应绿色出行和共享经济发展，也说明这一改革在政策设计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值得相关部门好好反思。这也成为两会众多专家和代表委员建言的焦点。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打车难重现的一个原因是网约车门槛过高，有关部门就应该采取措施降低网约车的准入门槛，让大多数网约车能上路经营，这样打车难的问题就能大大缓解。
千讯咨询发布《中国车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首先网约车监管要端正监管的目的，行政监管的目的应该站在消费者的利益出发，消费者关心什么我们监管什么，而一般而言，消费者网络约车并不会关心司机是否有本地户籍。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广州市律师协会名誉会长陈舒表示：“目前只依靠户口本来管人的方式反映出监管部门整个治理能力不高，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懒政”，为此，建议降低网约车门槛、取消户籍等方面的限制。”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等代表委员也交了建议提案，希望以构建网约车公平竞争的环境为导向，放宽对司机户籍的限制性规定，充分利用非本地户籍务工人员的空闲车辆资源。其次，政府要变换监管的方向，不应该秉持将网约车变成高端服务的思路，来消除和出租车的竞争关系，技术进步的特点就是将一种服务变得更加平民化、更便宜，如果坚持网约车比出租车价格贵，这是违反市场规律，会剥夺人民群众享受“互联网＋交通”的机会。
再者，网约车的监管还要充分发挥平台治理的责任，关键是调动平台治理的积极性，将市场准入许可更多地让权给网约车平台，规范其登记信息、审核资质的义务，定期提交所有车辆的情况，且这些数据要在监管部门备案。政府应当科学引导网约车发展，建议各类许可证明的核发程序尽量从简，以便节约社会管理成本。政府不要过多地进行过程管理，没有必要编制排量、户籍等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