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6年，预计供求基本面、欧佩克卡特尔机制破坏、地缘政治矛盾等因素决定了 油价仍将低位徘徊，甚至可能继续下探新低。沙特财政决算收入可能低于预算：向下刚性的过高福利、超越自身实力而承担的过高国际义务等因素决定了该国财政支出难以显著压缩，反而很可能高于预算，最终多半将导致沙特2016年财政决算赤字明显高于预算。
沙特即使不是对国际石油市场（石油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供给及价格走势影响最大的国家，至少也是对国际石油市场供给及价格走势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而沙特财政收支又与其石油产量决策进而与油价相互影响，然后通过其储备资产变动进一步波及国际金融市场。在初级产品牛市期间，良好的财政收支状况使得沙特这类石油生产和出口国更有底气限产抬价，形成对他们而言的良性循环;而在熊市期间，这一切就会颠倒过来，石油生产和出口国争先恐后增产压价竞销，形成对他们而言的恶性循环。在初级产品牛市期间，这些国家持续猛增的盈余涌入国际金融市场，抬高了从证券到伦敦 房地产 的众多资产价格;到了熊市期间，为了弥补收支亏空，他们大举抛售储备资产的行为又会压低资产价格。
原油供过于求基本格局不会逆转
可以肯定，在2016年的国际原油市场上，原有产能退出甚少，新的供给陆续投入市场，世界经济增长减速、能源补贴改革抑制能源需求增长，替代能源发展……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原油供过于求的基本格局不会逆转，而且很可能还会延续数年。主要原因如下：
在供给方，海湾之外各原油生产国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成本压缩的幅度超过预期，其原油生产盈亏平衡点显著下移，退出生产的产能远远少于预期。外部观察者在计算各原油生产国生产成本和盈亏平衡点时需要记住，任何生产的成本都不是固定的，从人力、设备到原材料、辅料，原油生产的所有投入价格都会变动，在牛市期间成倍上涨，在熊市期间会大幅度下跌，构成原油生产成本的大头——各类税费补偿变动幅度更大。如果用牛市期间的投入价格和各类税费补偿水平去估算熊市期间的生产成本，进而确定原油生产国的盈亏平衡点，必然高估成本、盈亏平衡点和退出的产能。
而且，与许多人的误解不同，许多原油生产者是否生产并不取决于总成本，而是取决于边际成本。对于原油生产者而言，一旦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形成产能，这部分投资就已经成为沉没成本，即使售价低于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在内的总成本，只要高于边际成本，就能够获得正的现金流。
同时，新的原油供给也将在2016年陆续投入国际石油市场。美国已于2015年12月21日正式取消实施40多年的原油出口禁令，对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将从2016年起日渐显露。伊朗核协议逐步付诸实施，伊朗原油生产和出口可望在2016年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去年伊朗核协议达成之后，伊朗就宣布将在制裁解除后将原油日产量提高100万桶，成为2016年国际原油市场最大的潜在利空。不仅如此，由于外资已经纷纷备战制裁解除后的伊朗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业，伊朗也为迎接、激励后制裁时代的外商投资潮而大大改善了给予外资的条件，预计伊朗油气产能还将在未来数年明显扩张。
1990年代末，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曾经带头成功地恢复了欧佩克卡特尔机制的约束力，实现了限产抬价;但世易时移，今天，马杜罗担任总统的委内瑞拉和其他欧佩克成员国不能指望欧佩克卡特尔两三年内恢复限产保价的行动能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彼时经历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持久熊市，石油天然气行业投资低谷延续多年，产能已经跟不上需求增长;今天则承接了新世纪以来延续近10年的石油天然气投资繁荣，已经形成了大量的产能，尽管新投资已经锐减，但此前10年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还需要经历相当一段时间折旧，才能改变供求关系格局，欧佩克卡特尔才有希望恢复限产抬价的行动能力。
在需求方，世界经济增长减速抑制了整个能源需求的增长，新兴市场的经济震荡对能源需求的负面影响尤其突出，因为经济结构决定了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量比发达经济体同样的经济增量能带来更多的能源需求增量。
同时，许多国家相继削减、取消能源补贴，也将抑制能源消费增长。长期以来，在“民生”之类旗号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食品和能源等基本生活物资的销售价格实施补贴，沿袭数十年，成为各国财政和国际收支的沉重负担，挤占了本来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导致就业机会增长不足，同时大大扭曲了市场机制，激励了浪费。近年来一批国家已经相继削减、取消了能源补贴，沙特也在2015年末通过2016年财政预算时同步大幅压缩国内油价补贴，一举将国内油价提高40%。这类能源补贴改革必将减少各国能源浪费，抑制能源消费增长。
替代能源将挤占更多能源消费份额
此外，天然气、核电、水电、煤电等替代能源的发展也会挤占一部分石油市场。具备洁净、低排放等优势的天然气自不待言，是1980年以来整个世界能源市场上消费增长最快的化石燃料，年均增长率几乎是煤炭和石油的两倍左右。特别是在全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中国，天然气在能源消费和进口中增长幅度最大。2000—2014年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从14.5531亿吨标准煤增长至42.6亿吨标准煤，其中天然气占比从2.2%一路提升至5.7%，翻了一番还多，预计未来 中国天然气 消费还将持续高速增长较长时间。国务院《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2020年，天然气消费量从2013年的1616亿立方米提高到3600亿立方米以上，其中国内天然气产量达到2450亿立方米，进口1150亿立方米以上。而根据2015年初已签合同和协议，2020年进口量已经可达1400亿立方米。在天然气供给方面，除了中俄等重大管道气项目之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莫桑比克等大型液化天然气出口项目也正在陆续投产的进程之中。
沙特这类石油输出国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利空因素是，世界上几个增长潜力最大、人口最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多数有着强烈的内在动机以煤电替代油、气，中国先进的煤电技术和“ 一带一路 ”计划使得这种替代有希望大规模成为现实。因为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越南等国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为了改善国际收支和财政状况(因为石油天然气补贴较高)，他们有着强烈的内在动机大力发展先进煤电，替代燃油、燃气电厂，在此基础上用电动机车替代内燃机车，甚至用煤电驱动电动汽车替代一部分燃油汽车，从而节省石油、天然气进口费用，或是节省下更多的石油、天然气获取出口收入。石油净进口国这种动机更强烈，其能源消费越是依赖进口石油天然气，以先进煤电替代进口石油天然气的内在动机越强。
正是在这种动机下，在新世纪以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几乎增加两倍，石油占比反而从2000年的22.0%一度跌落到16.4%的低谷(2009年)，到2014年也只是回升到17.1%;煤炭占比则从2000年的68.5%上升到72.5%的高峰，2014年仍然高达66.0%。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发展起来世界一流的煤炭采掘、运输和燃煤发电技术，装备2×100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的上海 外高桥 第三电厂已经连续4年刷新燃煤发电最低煤耗世界纪录，2013年其供电标准煤耗就已达到276克，为同类机组目前世界最好水平，且其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全部优于 中国燃气 轮机发电机组的排放标准。相应的，中国有能力在“一带一路”计划下大规模输出先进煤炭采掘、运输和煤电技术，与煤多油少的东道国实现双赢。
沙特应对超预算赤字中的机遇与风险
2016年沙特和该区域其他一些石油天然气出口国财政赤字超过预算概率极高，要填补超过预算的赤字，增产是一条便利的途径。如前文所述，对于原油生产者而言，一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形成产能，这部分投资就已经成为沉没成本，即使售价低于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在内的总成本，只要高于边际成本，就能够获得正的现金流。由于沙特闲置产能占世界闲置产能80%之多，且其石油生产的边际成本属于全世界最低一档，即使增产导致油价进一步下行，对该国而言也能够扩大现金流。有鉴于此，在财政赤字超预算的压力下，沙特很有可能冒进一步压低油价之险也要增产。该区域其他一些石油天然气出口国也有较高内在倾向如法炮制。
第二条途径是继续从2015年已经开始的出售国际储备资产，以填补财政赤字缺口。根据沙特央行2016年初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11月底，沙特 外汇储备6355亿美元，比2014年8月7460亿美元的高峰下降了15%;而根据沙特财政部的数据，2015年1—11月累计消耗外汇储备3670亿里亚尔(978.67亿美元)。沙特2016年预算赤字3262亿里亚尔(870亿美元)，实际赤字很可能超过，预计今年其出售国际储备资产的规模仍然会接近千亿美元。
第三条途径是对外资进一步扩大开放，出售部分国内资产，这也是沙特国内私有化浪潮的组成部分。近日传出消息，称沙特阿拉伯政府正考虑拿出其国有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部分股权上市融资，连这家全世界探明石油储量最高的公司也考虑拿出来上市融资，足见沙特财政压力之大。
对我国而言，沙特应对超预算赤字的上述策略中有机会也有风险。首先，沙特决策导致油价持续保持低位，对我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毫无疑问是个利好。其次，沙特等海湾石油国家出售国际储备资产和国内资产，也能给我国投资者创造收购的机会。
我国由此面临的冲击和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沙特等石油输出国持续大规模出售国际储备资产以填补财政赤字、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终将对资产价格产生下行压力。这对于我国外汇储备管理是有压力的。
其次，由于我国油气资源数量、品质、开采成本均居劣势，油价持续低位，必然对国内油气生产造成冲击，进口替代国内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煤炭、新能源产业也难以避免压力。
第三，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几乎都实行固定汇率，其货币盯住美元。但连续出现超过预算的巨额财政赤字，必然令这些国家的货币承受重压，沙特里亚尔等海合会货币完全有可能在今年对美元贬值，或与美元脱钩而改行浮动汇率制度。海合会国家迄今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有利于我国与其贸易、投资，如果其汇率制度改变，必然会给我国实体经济部门与其贸易、投资增加额外的汇率风险。尽管对于中国的投资者而言，沙特股市开放和上述变动意味着投机性国际货币攻击的机会。
第四，我国对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出口已经因其收入锐减而承受下行压力，未来这一压力还将加剧。面对这种压力，由于经济基础和外贸发展战略决策，我国不同地区表现和付出的代价将有很大差异。预计义乌这种出口产品包罗万象、出口市场高度多元化的城市能够比较顺畅地度过冲击考验。
可以肯定，在2016年的国际原油市场上，原有产能退出甚少，新的供给陆续投入市场，世界经济增长减速、能源补贴改革抑制能源需求增长，替代能源发展……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原油供过于求的基本格局不会逆转，而且很可能还会延续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