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转基因食品（食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除了传统的“挺转”和“反转”对峙双方外，是否必须标示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即便是将于10月1日实施的新《食品安全法》已经规定“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关于是否标示、如何表示的争议也并未停歇。
反对标示者以标示是对转基因食品的歧视、标示的代价极大、知情权应该有边界等理由予以反对；而要求标示者则以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欧洲和日本皆要求标示等理由予以支持。
日前，在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基因农业网主办的“转基因标示与公众知情权”主题沙龙上，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表示，不能简单地将标示等同于知情权。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是由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中国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中国作物学会、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和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共同发起成立的。意在开展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传播和科学普及。
姜韬说，在妖魔化转基因的谣言反复出现、未被肃清的时候，标示有可能会误导公众。对于理性消费者来讲，标示并无意义。将来哪怕为此专门建立相应的体系，也应秉持“谁检测谁付费”的原则，不能让全体消费者承担标示的成本。
姜韬表示，知情权存在边界。比如，转基因技术的专利策略就不在知情权的范畴内。此外，社会还要为之付出成本代价。这其中包括经济成本等一系列社会成本。
就经济成本而言，在食物生产链中，生产者必须记录生产的每一步，不仅要回溯到农民的种植阶段，更要追溯到种子提供者。如果要求标示，在生产、运输、储存、加工等各个环节都要区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品种，这就凭空增加成本。
一项加拿大的研究表明，标示转基因成分将提高加工食品零售价格至少9%～10%，以及生产商成本的35%～41%。这是因为其中的转基因检测成本巨大，而阴性检测的成本更高(因为要做多项排除)。最终这些成本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除此之外，还包括检测体系运行的成本。姜韬说，从目前来看，官方机构不具备普遍检测能力，如果重新建立相应网络，则需要人才、仪器等软硬件配合。由于中国不具备生产相应高端生物学仪器的能力，所以中国还需要从欧美国家进口仪器。
今年6月，深圳检验检疫局正式获批筹建“国家植物转基因检测重点实验室(深圳)”。该实验室预计两年内完成建设，建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唯一一家专门从事植物转基因检测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为深圳乃至全国进出口植物及其产品的转基因检测提供稳定可靠的技术支持。
姜韬说，目前这一网络并不健全。如果每个城市都建这样一个实验室，费用难以想象——一个实验室就耗资千万元以上，每年的维持费用则是几十万元至近百万元，还需要高级操作人员，而人才也不够用。
姜韬表示，知情权分为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前者处理的是，公民跟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政府审批制度、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严格监管的法律法规、科学研究有无在必要的透明和监督之下进行等，这些以政府信息公开的形式进行保障，跟产品标示与否无关。而经济权利则主要是消费者跟商家之间的关系。标示问题只应该是这一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