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顺应时代脉搏发展主体产业，无论是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还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外向型经济，都推动着江苏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如今，在全球经济普遍走低的大背景下，在资源日趋紧张的发展环境下，江苏经济转型迫在眉睫。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拉动经济增长将是江苏现阶段保增长、促发展的现实途径。

 

 

　　产业结构优化，一般包括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前者主要是指产业之间比例关系的协调和关联水平的提高；后者主要是指产业结构从低层次状态向高层次状态的提升。

 

　　改革开放三十年，江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次产业结构呈现出一种工业化、合理化、高度化的发展势头。实现了“二、一、三”到“二、三、一”的历史性转变，产业结构变动度达41.02，比同期全国水平高7个百分点。二产中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比重逐步下降，技术、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迅速兴起。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逐渐成为江苏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与此同时，江苏的新型工业化没有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省委省政府以工促农、以工补农的政策和相关措施取得了积极效果，农业基础进一步加强，农业经济结构得到了改善，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得到了切实改进和加强。

 

　　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江苏快速增长的第一大产业。2000年到2007年，江苏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从1797.63亿元增长到14689.96亿元，年平均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7.4个百分点。2007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27.6%，比2000年提高了10.4个百分点。同时，江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重化工业的发展重点放在延长产业链上，从依靠低附加值扩张为主转向提高产业竞争力为主，从注重要素投入为主转向注重科技创新为主。2007年江苏重化工业成为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力阵容。

 

　　现代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一是增长逐步加快。从1978年至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9.2%，超过同期GDP年均16.7%的增速；二是对GDP的拉动作用逐步显现。2007年，江苏省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为38.8%，对GDP的拉动率达到5.8个百分点，江苏从长期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发展，正在演变为二、三产业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三是开放度逐步加大，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2007年，服务业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358个，合同外资128.8亿美元，其规模是全省全年引进外资总额的24.4%。与此同时，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整个从业人数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0.7%大幅提高到2007年的37.1%，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提供就业岗位最多的产业。

 

 

　　近年来，江苏全省努力贯彻科学发展观，粗放型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已不再适应现阶段发展的需要，经济增长源泉的非物质要素投入部分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产业结构的优化日益成为江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中之重。

 

　　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除资本和劳动力以外决定产出第三类要素，其内涵不仅包括技术进步或技术效率等方面，还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因此通过Cobb―Douglas生产函数首先测算出江苏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再构建指标量化江苏产业结构，并以全要素生产率及产业结构各项指标建立模型，可以作为量化江苏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有效尝试。

 

　　（一）指标的选择与模型的建立

 

　　如前文所述，产业结构优化主要体现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因此我们构建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若干产业结构指标为自变量，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从而间接得出江苏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计。

 

　　（1）计算全要素生产率（TFP）

 

　　由于TFP是需要通过计算Cobb―Douglas生产函数取得，因此先对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一般形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α、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在中性技术进步的要求下，α+β等于1。在实际计算中，当α+β不等于1时，即令 ， ，并将其代入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公式： 中，就可以求出各年的TFP。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Y为经济增长，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本文中选择地区生产总值即江苏省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总量指标（Y）；K最理想的指标应该是每年的资本使用流量，由于条件的限制只能用资本存量代表资本的投入，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实际投入的存量进行修正，即：K(t)=I(t)+(1-δ)× K(t-1)其中K (t)是第t期的期末资本存量，I(t)是t期发生的实际投资量（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δ是折旧率（本文取0）；L严格意义上应该是一定时期内要素提供的“服务流量”，但由于数据的局限，只能采用年末从业人数这一项指标作为劳动投入的度量。

 

　　对Y、L和K分别取对数并进行模型拟合，得出模型估计为：

 

　　LnY= -6.7151+0.6622LnL+1.0436Lnk         （1）

 

　　              (4.37)    (34.57)

 

　　         R平方=0.9965   D.W.=0.53

 

　　由于D.W.值仅为0.53，模型存在自相关，采用Cochrane and Orcutt迭代方法对模型（1）进行变换，以模型的残差 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各种可能的滞后变量 、 等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经过多次拟合，发现残差序列滞后两阶效果较好，计算得出变换因子 、 ，对原模型变量进行变换并计算，得新的模型估计为：

 

　　（2）

 

　　（2.51）（31.24）

 

　　R平方=0.9963   D.W.=1.62

 

　　其中：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模型可以认为不存在自相关，模型（1）的参数估计分别为α=1.075，β=0.435，由于α+β不等于1，因此计算

 

　　， 。

 

　　把上述回归估计结果代入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公式，得出各年江苏TFP值，如下表所示：

 

 

 

　　（2）产业结构指标的选择

 

　　本文量化产业结构优化主要是从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着手，收集了四个指标，分别是：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ZGY），反映江苏生产资料行业优先发展程度；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DZX），反映江苏工业规模化生产情况；二产从业人员比重变动额（RCL），反映二产从业人员变动情况；三产从业人员比重变动额（SCL），反映服务业从业人员变动情况。所有数据均来自各年江苏统计年鉴。

 

　　（3）模型的构建

 

　　集合上述各指标数据，构建模型如下：

 

　　

 

　　各指标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

 

 

 

 

 

　　（二）模型的协整分析与拟合

 

　　在进行模型的拟合之前，首先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注： ①检验形式中，c为常数项，t为趋势项，k为滞后阶数；②本文选取5%的临界值。

 

　　可以看出变量TFP、ZGY、DZX、RCL和SCL的是不平稳的，但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所以这四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以此为基础可以进一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选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加以检验，结果见表5。

 

 

 

　　特征值轨迹检验用来检验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协整关系，如表5所示，假设无协整关系时，检验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认为有协整关系；假设至多1个协整关系时，检验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认为协整关系多于1个；假设至多2个协整关系时，检验统计量仍大于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认为协整关系多于2个；假设至多3个协整关系时，检验统计量小于临界值，接受原假设，认为协整关系至多三个。由此可知，各变量之间存在三个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对上述变量建立长期均衡模型，并进行估计得：

 

　　TFP = -0.1259+0.005×ZGY+0.006×DZX-0.0106×RCL+0.0438×SCL    （3）

 

　　          （-2.08）    （2.76）   （3.94）   （-1.99）（3.63）

 

　　修正的R平方=0.9369，F值=104.9608，D.W.=1.5965。

 

　　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但由于D.W.值仅为1.5965，存在自相关的可能性，通过观察残差的正态分布P-P图，残差基本上都围绕理论值（对角线）分布，自相关影响不大，可以认为残差服从正态分布。

 

　　

 

　　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残差属于平稳序列。

 

 

 

　　从模型（3）的拟合结果看，改革开放以来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的因素有重工业产值比重、大中型企业产值比重和三产从业人数比重变动额，其作用系数分别达到0.005、0.006和0.044，说明以这三个指标衡量的产业结构优化即工业规模化生产（大中型企业产值比重）、生产资料行业优先发展（重工业产值比重）和提升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三产从业人数比重变动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二产从业人员比重变动额对全要素生产率是负的效应-0.0106，说明降低二产从业人员比重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结合两个从业人员比重的变化指标，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力从二产流出进入服务业这种人员流动引进的结构变化对现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有益的。

 

　　（三）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度量

 

　　由于模型仅给出了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间接计算。因此先计算各增长因素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下表所示：

 

 

 

　　再通过计算各结构指标对TFP增长的贡献率进而得出各结构指标对GDP增长的贡献，得下表：

 

 

 

　　表8数据显示，总体上看，四个结构指标对TFP和GDP的贡献率都不高，对TFP的总贡献率仅为4.56%，对GDP的总贡献率为1.46%，一是本文仅量化了四个结构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指标因为不好量化或没有相应的数据而未纳入本文，从而使总贡献率偏小；二是说明近些年来，至少这四个结构指标所反映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江苏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是很大，需要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优化的外延与内涵。从分项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提升服务业从业人数比重是促进GDP持续增长最有效的产业结构优化途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3，工业规模化生产和生产资料优先发展对GDP增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虽然二产从业人数比重的增加对GDP增长的贡献是负值，但我们可以认为持续的降低二产从业人数比重可以促进GDP增长，是优化从业人员结构的一个方向。

 

 

　　从上文四个结构指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量化结果来看，江苏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结合江苏近些年来经济社会的实际，我们认为制约江苏产业结构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解决好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就能极大的释放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能量。

 

　　（一）出口导向型模式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江苏凭借自身优势建立起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但随着时间推移，江苏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1、粗放型出口增长方式转变较慢。一些企业依赖于本地廉价的劳动力和政府的优惠政策，重出口规模、轻经济效益，采取以量取胜和低价竞争的策略扩大出口规模，造成竞争无序，对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产生负影响；2、出口结构单一，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从出口贸易方式看，江苏出口贸易是以“两头在外”和“贴牌生产”的加工贸易为主，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竞争力。2007年江苏进料加工贸易占出口的64.1%，大大超过了一般贸易（34.6%），成为主要的贸易方式。从出口产品结构看，劳动密集型产品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到2007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达到40.8%，但大部分高新技术产品主要是由三资企业生产，贸易类型也多为来料加工模式。出口结构的单一不仅使江苏出口企业无法分享产品带来的高额附加利润，而且“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切断了出口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关联关系，无法带动本土该产业链条上的其它企业，产业之间难以形成协调的比例关系，最终影响江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二）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制约产业结构高度化

 

　　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是通过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新兴产业的兴起和落后产业的淘汰等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创新主体的技术变革会通过产业链在各产业间进行扩散，最终会通过产业间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拉动相关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对产业结构的重构，促进产业结构向高层次方向发展。江苏虽然大专院校较多，科技实力较强，但科教人才的优势和作用远未发挥，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企业对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投入不够，对外技术依存度太高，创新成果的转化率却偏低。2007年江苏R&D经费支出430.2亿元，占GDP的比重仅为1.68%，与国际平均水平差距较大。而且，技术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外源性的， 2006年江苏对外技术依存度大约在60%，高于全国50%的比例，与国家提出的30%以下的目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江苏每年的固定资产投入中约有40%用于设备的投入，而设备的投入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特别是在高端设备领域，光纤制造设备100%进口，集成电路85%进口，作为经济强项的纺织业设备进口大约70%。同时，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条国家提出的技术跨越战略链条没有形成，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与消化吸收经费之比约为1：0.27（日本、韩国达到1：8），不少企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引进，逐渐丧失了自主创新的激情和能力，以致有的产业陷入“受制于人”的境地。创新成果转化率偏低，江苏全省10所部属高校拥有的科研成果，真正转化市场需求产品的不到6%。

 

　　（三）劳动者素质不适应产业结构升级需求

 

　　产业结构升级不仅要求资源能在产业间转移同时还要求劳动力也能在产业间自由流动，但掌握一定技术知识的劳动力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仅要投入大量的教育、培训费用等资源，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江苏的劳动力资源总量较为充足，但质量和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劳动者素质总体偏低，主要体现在，一是就业人口教育水平不高，分布不均，影响劳动者在产业间的流动。2007年江苏就业人口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仅占7.6%，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79年，还不到初中毕业的水平；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99年、9.45年和10.89年，一产劳动者素质偏低，必然限制了向二、三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二是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短缺，无法成为产业结构升级强大的人才支撑力量。2007年江苏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42.18万人，其中科学研究人员仅为1.64万人，拥有占据科学前沿、能做出开创性科技贡献的领军人才较少，如国家973顾问组专家江苏仅有1人，占总数的3.3%，863领域主题专家江苏仅10人，占总数的5.6%。三是技能型人才短缺，蓝领高级人才供不应求。目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只占工勤岗位人数的1/3，其中高技能人才占工勤岗位人数的比例不到1/20，技师、高级技师更少，只占0.6%。

 

　　（四）体制机制改革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需求

 

　　日本、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升级产业结构从而取得经济快速增长是可行的，但体制机制的改革必须能跟上并且保护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以日本为例，日本官、产、学的共同参与战略性产业的选择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政府重要政策的制定必须在决策部门的各种审议会充分讨论并认可，再通过各种民间中介组织为纽带与企业进行密切的信息交流和利益协调。这种决策机制较好地保证了日本经济计划、政策的科学性，也是日本大多数经济计划、政策所能顺利实行的重要原因。同时日本的绝大部分产业政策都是以法规的形式出台的，政府以此形式把产业政策具体化并落到实处。反观江苏经济体制现状，一些地方仍然注重GDP数量规模扩张，忽视质量效益提高，加之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不健全，经济决策领导说了算，还没有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还未从全能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没有真正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财政体制、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投资冲动难以抑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2008年，受人民币波动、劳动力成本提高、能源和原材料涨价、国际金融风暴等众多不利因素叠加影响，江苏经济发展既面临着挑战也存在着机遇，坚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大力度调整产业结构以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应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江苏经济工作的重点。

 

　　1、强化核心制造业水平，夯实产业结构升级基础

 

　　制造业是工业社会的主干和基石，制造业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乃至经济发展的潜力。但是制造业的内涵不是指“代工化”的制造业，而是指在广泛工业领域有高技术水平的强大制造业，特别是那些具有基础性核心地位的装备制造业。江苏制造业基础较好，但以低水平加工型制造业为主，大部分企业产品陈旧、单一，拥有原创性技术较少，自主开发和重大装备的制造能力薄弱。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江苏装备制造业应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优化产品和产业结构；以科技进步为支撑，提高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以重点工程为依托，推进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制造；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壮大一批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和工程中心。同时，江苏应加快完善促进装备制造业健康发展的外部环境，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产生一定数量的核心企业集团，形成专业化、标准化、配套化的分工协作体系，全面提升江苏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为江苏经济产业升级打好基础。

 

　　2、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

 

　　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具有高技术密集度、高知识含量、高附加值和低能耗、低物耗、低污染等特点，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向。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加快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需要，也是有效增加就业、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的重大举措。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必须明确任务，突出重点，要加快发展信息、金融、保险以及会计、咨询、法律服务、科技服务等商务服务行业，促进服务业行业结构优化。同时，提高社会专业化分工程度，特别是促进制造业内部服务活动的外部化和服务交易的市场化，通过现代技术运用及服务创新，形成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技术基础；通过产业区位集聚，优化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生态基础；通过网络化架构，培育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组织基础；通过主动接受国际服务业的转移，促进现代服务业跨越式发展。

 

　　3、推动二、三产业融合，拓宽产业结构升级空间

 

　　产业融合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的规律性要求。在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结构中，二产与三产是互动的。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制造业和加工业的支撑，服务业不仅是为居民服务的，更主要是为企业服务的，离开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失去了重要的服务对象；另一方面，制造业和加工业的整体水平和产品品质提升有赖于服务附加和服务业的整合。从对近几年江苏经济发展进行的分析中也可发现一种相关现象，即工业结构调整缓慢、产业层次提高不快与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太慢是同时存在的。目前，国内一些发达地区在研究下一步发展战略时已经把二、三产业作为整体来考虑，如上海市正在努力推动以“总部经济”和“研发经济”为代表的“头脑经济”，积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主导向知识主导转变。

 

　　4、提高劳动者素质，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人力支持

 

　　世界银行提供的经验数据表明，劳动者所受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可拉动GDP增长9%，而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劳动者其经济效益更是立竿见影。但抽样调查显示，2006年江苏新转移的80余万农村劳动力中仅有一半人参加过专业技能培训，其余都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需求。因此，现阶段，江苏提升劳动力素质首先要抓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坚持统筹城乡就业培训，大力扶持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把培训重心下移到乡镇，为广大农民提供方便及时的培训服务；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实现蓝领工人的高素质化，营造“能工巧匠与科技精英一样光荣”的舆论氛围，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尊重身怀绝技的技术精英的环境，为“高级技工”健康成长铺平道路；同时，还要加快培养创新型、管理型和应用型人才，优化人才发展环境，重视人才引进工作，为优秀人才提供发展空间。

 

　　5、完善政府产业决策机制，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制度保障

 

　　产业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在于如何提高科学准确地选择战略性产业和执行相关产业政策的能力和水平。江苏要进一步完善选择战略性产业的决策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产学研以及地方政府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和智慧，注重相关产业政策的协调性和配套性，从形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互动机制上加强宏观管理和调控。要防止产业决策的随意性，推进决策的合法化，就必须建立起两个机制：一个是事前的制衡机制，即决策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另一个是事后的责任追究制，就像建立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一样，凡造成重大损失的决策，相关责任人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同时以严谨而稳定的制度体系和程序系统，促进决策者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保证专家学者对产业决策贡献智力支撑，并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在整个社会营造出决策的科学、民主氛围。